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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幸运赛车奖金查询【杨小彦】女人体:从“唯美”到“幻象
浏览: 发布日期:2018-06-09

  20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界有两件和女人体有关的事件,对其反应,至今仍然不能让人释怀。第一件是1981年袁远生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创作壁画《生命的赞歌》,其中描绘了几个女人体。当时舆论为之哗然,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奇特的大讨论,讨论内容是画家应该描绘女人体吗?讨论的结果是把壁画中有女人体的部分覆盖了一张“遮羞布”。至于画家能否描绘女人体,似乎没有明确结论。从“遮羞布”来看,当时至少是不提倡画女人体的。

  另一件是1988年1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人体艺术大展”。那一次大展居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参观,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大概是中国美术馆开馆以来参观人数最多的一次绘画展览。有出版社为展览出版了精美图录,结果也成为一再重版的畅销书。作为那次大展的一个有趣插曲是,被画的模特当中,有人跑去打官司了,为的是向成功的画家索要“裸露费”或“名誉损失费”。官司结果如何,没有检索,详情不得而知。

  袁运生的壁画是一种装饰风格。用装饰风格描绘女人体,与“真实”形象相差甚远,所以今天恐怕没有人会对此产生“性幻想”。与此相关的是,今天恐怕也没有人再去追问画家是否有权力画女人体。今天,不仅艺术界中人,还包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谁也不会质疑画家是否有画女人体的权利这件事了。画人体,尤其是画女人体,已经被公认为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已经广为接受。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该画或者不该画女人体。今天的问题是,女人体已经靠多年围绕着“她”的争论而建立起来的审美观,充分满足了潜藏于大众心理的“窥淫僻”的爱好,之后,女人体还意味着什么?还有什么意义?。今天,轻率以“艺术”之名来组织“女人体”摄影活动已经没有新鲜感,几百名“摄影家”举着相机围着一个或数个女人体,让她们做出种种骚首弄姿的体态,然后按动快门,已经成了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日常景观。不仅如此,在今天这个消费如此重要的社会中,女人体也已经成为商家广告的奇特方式。比如网上就流传着一则新闻,某地商场为推销沐浴露,居然当着顾客的面上演了一场裸体秀,让几位年轻女性光着身子当场“洗澡”。这可比半个多世纪以前军阀孙传芳勒令刘海粟停止人体模特课程还要严重千百倍!

  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家突然对女人体开放了。然而,稍有记忆的话,怎么也不会忘记大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女人体所发生的种种争论。美术学院是否可以画裸体模特,艺术能否用女人体为表现对象,居然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惹动了旧军阀的干预,甚至连这样的革命领袖,也不得不来关注,并做出权威性指示。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在1964年对美术学院是否画女人体下过“最高指示”,说为了艺术可以略有牺牲。表面上这还算是勉强同意画女人体,事实上就是禁止。自那以后到毛去世,中国艺术界就真的再无人画女人体了。所说有人私底下偷着画,但很快就遭到压制,带来凄惨的后果。

  我是上世纪文化大运动后第一届考入美术学院的学生,亲身经历了恢复画人体模特,尤其是画女人体模特的全过程。当时有一件事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到一位老师家小坐,在谈完相关的事情后,这位老师突然把一份写在1965年的文件拿给我看。文件已经发黄,用打印机打出来的,是一份写给学院党委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当年油画系一个班“资产阶级思想”之所以严重的分析。报告郑重其事地说,造成这个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原因有二,一是看罗曼·罗兰《克里斯朵夫》之类的小说,成名思想严重泛滥;二是画女人体。第一个结论我可以理解。在大学批判成名成家的思想,是那个年代日常生活的日常内容。但是,直接把画女人体和“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相联系,倒真的让我开了眼界。我开始理解,那个年代真的有人认为画女人体是个政治问题,和思想变坏有着莫大的关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当年军阀孙传芳禁止刘海粟在学院里开人体课,是有道理的了。怪不得说这事是“略有牺牲”了。

  这件小事提醒了我,女性身体和一种思想,比如“资产阶级思想”真的是可以划上等号,产生作用的。至于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对女人体的看法有如何巨大的反差,可能会有多种说法。但我想,哪怕人们不能马上辨清其中的是非曲直,这两件事,以及随后与女人体有关的一系列出版、展览和论争等事件,也已经说明,只要与女人体有关,即使不事关国体,也事关重大的社会道德。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发生在1988年12月的“中国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才具有了重大意义。本来,在那里展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美术学院老中青三代老师在课堂上所创作的习作(其中大概也有“作品”,但这并不重要),只是由于经验和技巧的原因,他们笔下的女人体绘画,俨然区别于普通学生的课堂作业,而具有某种表面看来的“完整性”。这个展览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少有人去谈论。之所以如此,我想原因无外乎是,在不少艺术理论家的眼中,这个展览值得谈论的东西太少,观众的涌跃也不能说明其中存在着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但我仍然觉得这个展览其实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在让女人体公开化,从而成为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作品当中女人体所呈现的姿态,以及画家所采用的描绘技法及风格样式,也可以验证国人看待女性的心态。这个心态,至今没有什么人提起,更谈不上研究了。只是,不提起不等于不重要,恰恰相反,国人外化在一系列美术作品中的女性观,可以为此后十几年来的流行于社会的性别主义态度给出生动的注解。

  由此可见,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女人体的看法在国人的语境中是一个重要话题,甚而至于,俨然成为了开放与否的试金石,成为了衡量守旧与开放的一种奇特的、从未言明的、但却有着相当公开性的标准。女人体能否公开展示,能否公开出版,也成了不断交替出现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社会对窥视女人体的氛围造就了一个出版女人体书籍的大好市场,使得不断有书商和出版社“以身试法”,以便获取这当中的丰厚利润;另一方面,有关管理部门三申五令,罚款没收,停业整顿,严禁随意出版女人体的画册。近二十年来,这种对女人体书籍的出版与禁止,构成了奇特的历史,记录着国人对女人体的暧昧与欲望。

  禁止出版女人体书籍的理由和公开展示女人体的理由大概是一样的,那就是不能唯利是图,以至于让“黄色思想”四处泛滥,“毒害”社会(只是,如果社会那么容易就受到“毒害”,我想这“社会”大概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在那样的氛围中,除了美术学院的绘画课室还可以摆放裸体模特外,在其他地方公开展示女人体,恐怕都是有问题的,是“非法”的行为,更不用说在自然条件下公开拍摄女人体这类“摄影活动”了。这样的事,那个年代,想都不敢去想。

  至于赞成出版女人体书籍,赞成举办女人体展览的人们,他们所持有的理由说来也很简单,同时也相当冠冕堂皇,那就是为了“艺术”和“美”。各美术学院描绘女人体,除了教学的理由外,也不外乎是这一类和“艺术”与“美”有关的说辞。所以,我一律把类似的辩护策略简单地称之为“唯美主义”。在既有的意识形态惯习的护持下,人们似乎也无法想出更有力量的理由来为女人体的公开化作辩护了。从这个意义来说,袁运生大概属于上世纪文化大运动以后第一代的唯美主义者,他在那幅遭遇了被覆盖的命运的壁画上之所以使用了女人体,就是希望用这些在当时颇带刺激性的形象去传达自由、纯洁和生命力等等感性而暧昧的唯美概念。在他的纯艺术理念中,女人体当然可以和上述概念划上等号,当然可以代表从政治的战车上被解救出来的“艺术”恢复名誉的价值追求,当然可以代表纯洁的情感状态。今天,在经历了多年与女人体有关的反复起落的历史的人们眼中,二十多年前袁远生所创作的女人体,大概只能算是一组概念或符号,画中变形的躯体和流畅的线条,实际上区隔了真实人体所可能散发的那种直观感性。也就是说,袁远生当年所画的女人体,丝毫也谈不上性感,更遑论色情了。可是,历史的真实的记录恰恰是,有关当局正是以类似“色情”的理由来给画作覆盖“遮羞布”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来完全是概念化的东西,当年正被视为可以传达非概念化的感性情感的载体,因而是“有害”的。

  这大概只能归究于历史的吊诡了。本来是概念化的女人体,偏偏能够传达出“色情”来。这说明,在那个充满视觉禁忌的特殊环境中,对于从来也没有看过女人体的人们,可以想象他们一旦看到女人体,那怕这女人体只是一个大概的、缺乏真实信息的视觉符号,也不妨碍在解读当中加入强烈的色情意味。只有看惯了女人体、并且生活在一个缺少视觉禁忌的氛围中的人们,才会觉得袁远生笔下的女人体一点也不色情。这说明,观看与刺激是有等级之分的。所谓“色情”,只是一种因不同刺激而产生的差异性感受。从视觉接受的角度来看,视觉往往呈现为一组表达上有强有弱的形象序列,并由此而产生差异性的评判结果。大致来说,一组不同呈现方式的女人体序列,这一头如果是“优美”,那么另一头就大概是“下流”了。对于“色情”而言,我想大概就居于“优美”和“下流”之间。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观看者所拥有的视觉背景。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形象,依从不同的视觉背景,也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不管袁远生以及他的支持者们承认还是不承认,《生命的赞歌》诞生在那个视觉禁忌的年代,只要他画上了女人体,哪怕画得非常概念,也注定要由此而挑起一场关于“艺术”与“色情”的争论,挑起一场怎样看待女人体的争论。在社会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之前,这场争论的结论便只能一块“遮羞布”。袁运生的命运在他一开始创作时,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同样,他的历史价值也正是在那一场争论中给确定了下来。

  那场远去的争论,很好地说明了我在我的老师家所看到的纸页已经发黄的报告的真实性。长期以来,在汉语词汇中,“色情”是一个带有贬意的名词。人体,尤其是女人体,更是和社会乃至政治风潮密切相关的话题。在中国特有的艺术语境中,首先是画不画女人体,然后是如何画女人体,再就是女人体应该摆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从来都是敏感的、社会化的和政治化的大问题,而不独是什么艺术或审美问题。只有理解了这个与女人体兴衰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性别的历史语境,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袁远生壁画上的各种争论,才能理解当年一个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热闹非凡的缘由。事实上,类似的争论此后还出现了多次,并且从绘画一直吵到了更为敏感的摄影。然后,以摄影拍摄女人体合法化为标志,让社会在一个“唯美”的概念下承认了对女人体的窥视。

  而且,尽管袁运生的壁画被“遮羞”了好多年,但以女人体为描绘题材来表现“唯美”和“艺术”这样一种做法,越来越成为艺术界绕开重大社会问题的绝妙策略。随之而来的争论就把焦点带到了摄影界,从而促成了通过摄影所呈现的窥视欲的公开化。这个历史和西方摄影术诞生之初所经历的几乎一样。当达盖尔版摄影术风靡法国和欧洲时,马上在民间流行起来的竟然是各种色情小相片。这种“民间流行”的兴起,似乎印证了波德莱尔所说的“摄影术”的“先天不足”。以现实物像为目标的摄影复制技术,是一种完全可以和“窥淫僻”相等同的观看方式。波德莱尔站在艺术和唯美的立场上,义正辞严地指责摄影术与生俱来的服务于现实物像的卑下特质。他的观点,多少影响了早期摄影家对自我的认识。

  自然,只要有“艺术”存在,只要“唯美”能够深入人心,对摄影的“色情”指责还是可以克服的,只是需要花上点时间而已。果不其然,禁止出版女人体画册的禁令言犹在耳,突然之间,公开拍摄女人体的活动就泛滥起来了。几十人甚至几百人面对一两个赤身裸体风骚万千的女人体进行“摄影艺术”创作活动,居然成了一大景观,吸引了许多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的摄影发烧友。女性要拍写真也似乎蔚然成风,在羞涩当中悄然漫延。被拍者以“勇敢”为荣,在“艺术”和“唯美”的号召下“以身试镜”。拍摄者也乐得迎合时尚,从中获取名声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收益。

  重新检视这段历史,我发现,首先,在一种极端的政治氛围下,女人体和资产阶级思想挂上了钩,于是便导致了它的消亡。上世纪文化大运动期间,画女人体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是违法的,甚至是“反动”的,就是一个明证。然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女人体这个禁区居然给一个衷情于形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画家所创作的一幅壁画给闯进去了,尽管闯得小心翼翼,但毕竟是进去了。只是,刚刚进去所“看到”的女人体,更多的是一种装饰性概念,一种“艺术”和“唯美”的视觉说明,真实的女性仍然躲在这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与说明背后。再然后,随着一个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本来发生在美术学院课堂里面对女人体所进行的“唯美创作”,便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使麻木和期待同时并存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其实,这个大展说明,那些呆在画室里的艺术们,在“技法研究”的诉求下,一直在进行“唯美”的创作。他们面对女模特,情不自禁地去进行与性别意识有关的“创作”。女人体在他们笔下,同样呈现为一个“唯美”的概念,只是在写实程度上比袁运生的装饰前进了一大步。

  我一直觉得,研究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未到90年代艺术界所绘制的女人体作品,分析其中的性别意识是如何张扬的,包括模特的站姿、背景的布置以及风格的选取,可以给历史留下一部认识性别的经典范本。在这当中,和上述所说的一样,我以为“艺术”和“唯美”是不重要的,那只是一种真实的借口,一种有效的伪装,用以达到另一种公开窥视的目的。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在让窥视合法化的过程中,出版界也充满了判断上的混乱。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本过去十年间出版的女人体画册,就会惊讶地发现,很多编辑压根也没有想到人体呈现还有一个“等级”和“分界”问题,结果他们无法廓清《花花公子》和《阁楼》的不同,更不能理解作为严肃表达的女人体和作为娱乐表达的女人体在风格上、样式上的根本差别,以至于把几类女性图片混为一谈。

  艺术界也不比出版界更好。如果今天人们还有兴趣翻看过往多年来众多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数量庞大的人体作品,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因为以今天的认知水平来看,我怀疑有许多油画名家的著名人体作品,或许可以成为性心理学家分析其分裂人格的绝好素材,从而透视出他们内心的隐秘倾向。我这样说绝没有否定这些艺术家的成就的地方。我只是想说,人体问题不得不牵扯到心理问题,并由此而触及到社会问题。事实上,对人体的审美永远也不会存在着某些人所以为的那种纯洁和高尚。许多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窥视欲的实现和人的社会等级是有关系的。自然,这个问题太大,只能留待以后再谈。

  末了,我想强调的是,在今天的文化氛围中,“唯美”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因而也是主流的艺术话语。想一想张艺谋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上所导演的著名的“八分钟”节目吧,想一想他所设计的超短旗袍,以及由这短旗袍所展露的女性大腿,其中一种“唯美”的女性观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可见,女人体由禁区走出,经过若干争论,逐步转变成一种“唯美”的化身,不仅满足了社会对窥视的欲望期待,同时也填补了“革命艺术”空缺之后的表达空白。这样一来,“唯美”就势必和现实合谋,从而为重新塑造社会的视觉“幻象”准备了条件。从这个意义来说,女人体的合法化,窥视欲的公开化,以及“唯美”的主流化,便成了营造“幻象”的必备前提,现实也由这“唯美”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反过来说,“唯美”在为整个社会塑造合适的视觉“幻象”的同时,也让人体艺术(主要是女人体的呈现)获得了它最终的、因而也是全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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